一个月前，母亲给我发消息，说她在的小镇风景不错，问我要不要去玩。话刚说出口，又急忙补上：“算了嘛，路远，过路费贵，划不来，等你下次顺路再来。”
我其实也疲惫，那几天情绪莫名低落，不想开两小时高速。但是一想起我母亲想让我去看她又不明说的期待，我还是去了。我带着姐姐，她还买了一束花。
从重庆到丰都走高速要2个小时，从丰都县城到山上镇子只有十二公里，但山路弯急坡陡，车得四十分钟才能上去。我第一次到她说了好久的那个地方。远远地，她就站在路边，小小的个子，戴着大得有些滑稽的红色安全帽，身上有泥，脸上却是干净的笑。
她带我们穿过工地。泥浆厚得能陷脚，她弯腰捡木板，一块一块铺在前面，让我们踩过去。她提着东西在前面走，我们跟在后头，像小时候在田埂上走路一样。
集装箱是她临时的住处。半边是工具、零件、电线，乱得像旧货摊；另一边却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，一张窄床，一个小灶台，几样调料。她一边笑，说我们带的东西“哪里用得上哦”，一边把花捧在手里看。
她只有一个小电饭锅那样的加热器，知道我们要来，提前就预热了一些食材，十几分钟就做出三个菜。洋芋片炒肉、青椒炒肉、紫菜蛋花汤，还有一碟自己做的霉豆腐。我坐在她钉起来的小红板桌前，桌腿上密密麻麻的钢钉。样子有点不美观，但很稳。
她说：“我自己钉的。”
吃完饭，她带我们在镇上走。她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路，每一户人家，像在带客人参观自己生活多年的地方。我们常常只“嗯”“哦”回应，她却兴致高得像第一次有人来探望。
山里的细雨在飘，雾气给她的黑发罩上一层银霜，我错觉地以为，衰老还是一件很遥远的事。
路过苗圃，我说过年回家买一盆好看的摆在电视柜旁边，她立刻点头，说：“可以嘛，好看。”
原本有些恐高的她却把我们带到一个木板搭的高台。木板被日晒雨打得发黑，有的已经空洞，但她踩得很稳。我们站在上面，看整个小镇的稻谷被风吹成一片金黄。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她总在电话里跟我提起。
下台阶时，我搂着她肩，和她讲老家的装修改造、来年别干了或者自己做点小吃。她照例催我赶紧找女朋友。我和她辩论“不将就”的事，她被我说得没话，只气着说：“反正你有道理，我说不过你。”
我们绕了一圈，小镇几乎被她指给我们看遍了，沿着她平时走的路我们回到停车的地方，她开始反复叮嘱：“开车一定要慢一点，再小心点。”又检查我们带的东西有没有落下。
车开出去一段距离时，姐姐说：“信不信她还在路边等着？”
我说：“肯定的。”
果然，她站在路口。雨丝落在她红色安全帽上，我摇下车窗，她又叫我开慢点，注意安全。
那一天，我们只待了三个小时。我想，下次来，就是接她回家过年了。
当时只道是寻常。
一周后，中午，她的领班慌乱地给我打电话，说我妈遭摔了，让我赶紧过去。还没等我问，他就着急地挂了。
我简单拿了东西，也没多想，开车上路。半途中电话又来，他沉重地说：“二娃，你妈妈可能快不行了。”世界的声音戛然而止。
后面的话我没听清，只觉得胸口像被什么堵住。即使我努力控制情绪，泪水还是一下子涌出来。132km/h。导航猩红的超速警告在视网膜上灼烧。我死死攥着方向盘，仿佛攥着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。泪水是滚烫的，呼吸是破碎的，脸部的肌肉失控地抽搐——我被撕成了两半，一半是濒临爆炸的悲恸，另一半，是必须在高速上维持绝对理智的司机。
赶到医院时，她还是深度昏迷，两次停止呼吸和心跳，又被拉回来。医生说脑疝、颅内积液、大脑肿大、肋骨多处挫伤，有骨折，去骨瓣手术也意义不大，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但我不想面对，还是同意做了手术。
我在抢救室外坐着，仰着头盯着天花板。就在接到电话前一分钟，她还在抖音里给我点赞评论。
ICU躺了十二天。依旧没有意识。指标不断下降。所有人都知道结果，只是没人敢说。
十一月十七日，她的心跳停了。
她离开的那一天，没有风，也没有雨。和前一周我们一起站在高台上望小镇的那天一样安静。
只是再也没有人会站在路口等我了。
——从此之后，我没有妈妈了。
办丧事那些天，母亲那边的亲戚都来了，大家都在忙里忙外。四姨让我去屋里取个白布来，我进屋去找，突然，泪水止不住地奔涌而出。
“妈，白布在哪？”